其二，技术应用在企业间是不对称的，导致生产率提高的非同步性，总有被新技术遗忘的角落。

世界未来的经济变革，用以往的经济周期理论可能很难解释，几个重大变量正在形成综合性、复杂性的经济格局。未来100年的世界经济可能难以预见，但未来十年是可以预测的，而在这十年中，最重要的又在最近五年内，世界经济的很多重大问题，包括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经济学理论等都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在经济方面，无论是过去被认为的真理，还是过去认为颠扑不破的规律都会发生变化，不只是现在，未来会发生更大的变化。这个过程按照太阳黑子理论和经济运行进程联通来说，一般是十年一个周期。再次，就是突发性事件世界未来的经济变革，用以往的经济周期理论可能很难解释，几个重大变量正在形成综合性、复杂性的经济格局。按照创新理论来说，则是几年或者按照创新产生效能放大、收缩作为一个周期。

再次，就是突发性事件。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通过数字经济融合到一起的时候，形成两种经济形态下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有可能出现一种完美组合，即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充分流动，数据真正成为有价值的资源，从数据确权、数据流通、数据交易、数据增值，形成数字经济新形态，或者数据融合其中的新实体经济形态，或者由数据流动周期产生的数据链、数据生态。我国消除贫困的成功经验有很多，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主动顺应历史方位变化，积极利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开展反贫困理论创新以及采用循序渐进和全面协调的方法论，都对下一阶段接续推动共同富裕、继续走好百年现代化道路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二）2016年至2020年，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2015 年底，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做重要动员讲话，会后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国就逐渐明确了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大体上将这一百年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制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 顺应历史方位变化，主动把握和解决阶段性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对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把握，作为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我们认为，不仅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中凝结着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反贫困思想中也凝结着独特的科学的反贫困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考察在事后看来颇具深意。在此之后，消除贫困成为历史方位变化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贫困标准比世界银行国际绝对贫困标准高约30%。但是中国在确认贫困人口脱贫时，一般都要确保其家庭条件明显超过脱贫标准，即脱贫人口的实际福祉水平远高于脱贫标准的福祉内涵。尤其是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存在返贫或新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纳入监测和帮扶范围， 每年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他强调，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针对致贫原因精准施策，开展五个一批等精准扶贫工程，解决了怎么扶的问题。这次会议和这份历史性《决定》成为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和行动指南，全党、全国、全社会各方力量被充分动员起来，以多种机制深度参与到脱贫攻坚工程中去。随后不久，严重的农村贫困问题就进入了党和国家的决策视野。原有的扶贫措施和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但是严重的农村贫困的存在且越往后减贫越困难也是事实，这就迫切需要进行扶贫创新。

为系统回顾十年来我们走过的不平凡之路，本刊从本期起陆续刊登系列文章，充分展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决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与经验，以及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注入信心和力量。首先，中国在八年间实现了相当快的减贫速度，平均每年减贫约1300万人，减贫速度和行动力度都堪称史无前例。

在贫困户层面，精准扶贫政策致力于提供劳动力培训、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小额金融等增强发展能力的支持政策。在脱贫攻坚结束近两年后重新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减贫形势，可以发现中国及时消除农村贫困的成就更加珍贵。

2020年初，尽管全国只剩下52个未脱贫县和551万未脱贫人口，但由于担忧疫情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推迟脱贫进度的建议，这本无可厚非。用2011年制定的现行贫困标准看，当时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在贫困村层面，脱贫攻坚政策重视提供通村到组的硬化路、民用电和动力电、标准化卫生室、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条件、光纤网络、基本农田建设等重要基础设施。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陆续在后来的脱贫攻坚政策和实践中得以体现，带有强烈的中央决策意志和符合实际的科学性，迅速成为强大的指导力量，并且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完善，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规定的2020年总体目标的明确，也完善了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扶贫目标的论述。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其中要大幅减少扶贫对象。

（一）实现一亿人摆脱贫困，筑牢居民福祉底线 从2012年到2020年，中国总共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稳定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有估计表明，中国实际脱贫标准在2020年已达到5.2美元，接近世界银行高限贫困标准。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新工程研究类项目面向2035年中国反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21NFSA02）及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2022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研究 （ 项目编号：2022MYB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7期 进入专题： 三农问题 消除贫困 。分别针对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制定脱贫标准和脱贫程序，解决了如何退的问题。

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增长机制，创新社会扶贫、金融扶贫资金投入方式，确保脱贫攻坚资金需求。

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其近年来的贫困发生率也出现了反复，没有保持住消除贫困的记录。其次，中国在八年间减少乃至消除的是最后一亿人的贫困，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贫困陷阱或最后一公里， 致贫原因复杂，减贫难度极大但在我读书的小学，在江西，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因为没老师，此外没有体育器械，孩子们上不了体育课，老师只能去教数学。高中选拔、初中也得选拔，其实初三高三都是在复习刷题，浪费孩子的生命，所以我建议让孩子轻松一点，多样式地发展。

中小学教育，在全世界都是难题，永远是一个话题。如果我们的教育差距还是很大，或者说我们从中小学开始就不断筛选，最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教育非常地不公平，所以我呼吁教育公平。

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从他的宏观理想来说，他希望社会是一个均无贫的社会，这个社会比较平均，没有绝对贫困的人，这是他理想的社会。举个例子，1982年我上北大的时候，我们班35个人，三分之一的人是真正地来自贫困家庭。

怎么去适应？从根上来说，投资每个人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是水到渠成地成功。现在看北大的学生，中产阶层及以上家庭的占比提升，子女和父母受教育的同质化程度更高。

我最近刚写了篇文章叫《儒家与共同富裕》。我们应该投资每个人的教育、健康、职业培训等，让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2022年9月13日，南方周末记者就这一话题对其进行了专访。从共产主义的这一论述来定义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我们也许无法实现马克思说的，早晨做渔夫、上午做农夫、下午做工人、晚上做思想家的境地，但我们至少能让每个人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我们应该相信每个人是独特的，都可以为社会作出独特的贡献。我们开玩笑的时候，一个人的数学不好，会说是体育老师教的。

一个二线城市一年的教育经费三百多亿，钱不少了，一些职高一年的运营经费1.4亿元，钱也已经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去分配的问题。姚洋：父母都觉得自己孩子是最优秀的人，都要去拼一把，全世界都这样，所以要从制度层面给大家减压。

这是个阶段性的工作，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来说，共同富裕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基础教育体现一个社会、国家的导向，以公立为主是对的，但私立学校也可以做很好的补充。